这次编辑峰会于2018年11月27—29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和香港科学院在香港联合举办。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 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贺建奎还将在峰会现场展示他领导的项目组在小鼠、猴和人类胚胎的实验数据。在50枚人类胚胎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未发现脱靶现象；而所有人类正常胚胎里面，有超过44% 的胚胎编辑有效。贺建奎还展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他表示，结果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与检验，因此准备了长达18年的随访计划。

贺建奎，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CRISPR/Cas9 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学家在医学、动植物育种、药物筛选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贺建奎强调：“对于少数家庭来说，基因手术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严重疾病的新希望。” 他还率先提出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需遵循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仅仅用于严重疾病的“有所为更有所不为”（Only for serious disease, never vanity)、尊重孩子自主性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Respect a child’s autonomy）、命运不能由基因来决定的“生活需要奋斗”（Genes do not define you )、“促进普惠的健康权”（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等5项伦理原则。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基因工程知名专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 说：“考虑到HIV 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有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

       不久前，中山大学一研究团队发布了国内首份针对普通公众和HIV 携带者关于基因编辑认知的比较报告，超六成受访者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持积极态度。575份HIV 携带者问卷显示，有94.78% 的HIV 携带者支持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HIV 。另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针对2537名美国成年人的一项调查显示，60% 的美国人支持对未出生婴儿进行基因编辑，认为为了降低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基因编辑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

      科技部、中国科协坚决反对

11月27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部长茶座”活动中，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对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做出回应。徐南平表示，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而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也在27日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有违科学精神和伦理道德的所谓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是中国科协所属的22个生命科学领域全国学会的联合组织。

声明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实属违反伦理道德和有关规定,已严重扰乱科研秩序,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声誉造成严重损害。

声明指出,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正在推动着生命科学研究发展,但其应用安全性尚有待于进一步全面评价,如何审慎使用该新兴技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长远福祉。中国政府分别于2003年和2015年出台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为基因编辑技术等的应用明确了基本准则,为开展相关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得到了中国科技界一致共识。

声明重申,中国科技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科学技术造福人类、服务社会的宗旨去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严格遵守科学道德和学术伦理规范以及相关国际规则,以创新性科研工作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学者、研究人员看法不一

与此同时，来自生命科学、人类学、生命伦理学、生物法学等多领域的国际研究人员对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生物学领域的国际声音主要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Merlin Crossley，他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里程碑”，而非科学层面。如经证实，这项研究能表明没有任何不可预见的技术障碍阻碍了将对鼠类等的技术方案转移到人类。他同时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对任何人表现出任何重大危险。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类学家Eben Kirksey认为这项研究可能为医学不平等的新时代打开大门，并认为敲除CCR5受体的目的是复制“精英控制者“的基因——那些感染了HIV但自己控制了病毒的人。新一代精英抗病儿童可能会出现。

      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家Ayo Wahlberg认为不应急于的得出结论，必须特别注意受试夫妇知情同意的程度。他认为，当生命科学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于生存条件（例如不孕和艾滋病毒）而面临严重压力的志愿人类受试者时，必须始终特别注意夫妇以何种形式和程度了解并知情这个项目、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参与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间和之后受到怎样的照料。

      伦理学领域的纽卡斯尔大学伦理政策学者Pauline McCormack认为该案例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的首要考虑；虽然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但该目的从不应优先于个体研究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目标的重要性超过研究对象的风险和负担时，才可以进行涉及人体受试者的医学研究。

     爱丁堡大学生物伦理教授Sarah Chan认为，无论这里案例是否是基因优化或者增强，该行为玩弄儿童健康和家庭希望，以之作为廉价的宣传噱头，是卑鄙的。

      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成员Guido de Wert教授认为断然的反对没有说服力，治疗和人工增强之间伦理界限不明。鉴于强烈共识，他认为，首先，需要更基本的临床前安全性研究，“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和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认为临床生殖系基因组编辑为时过早，目前尚不健全”。